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比他小18岁的胡耀邦同志出任
中央领导工作，为世人所注目。有人称誉他们是当世的伯乐和千里马。笔者谨以拙笔追溯叶、胡两人忘年之交的革命友谊，记述他们为党和国家共建功勋的若干片段。
从左倾围剿中解救出来
1964年11月，耀邦同志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耀邦同志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的春节第二天从西安出发，调查考察了十几个县，于2月14日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耀邦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欢迎，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
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当时，耀邦同志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同志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是“否定党的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方针”，是“搞物质刺激”，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指用个人名义发《电话通讯》)等等。竭力想把耀邦同志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更有人诬言他是反对刘少奇同志。西北局领导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直批得耀邦同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批判不止。
6月上旬，批判耀邦同志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元帅那里听说耀邦同志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陷于困境，大为震惊。当他获悉耀邦同志敢于顶风纠“左”，甚为钦佩；对耀帮同志现今之困境深表同情。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帅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西北局和省委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帅告辞，叶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同志单独留下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同志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问什么问题，耀邦同志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同志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耀邦同志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耀邦同志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临登机时，叶帅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耀邦同志能够脱离左倾围剿的险境回到北京，真可说是死里逃生。他对于叶帅大义凛然舍己救人的感激之情是深藏于心底而永远难忘的。他们两人的革命情谊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帅和耀邦同志便再次蒙受灾难。
党的国家遭到浩劫的“文革”开始不久，耀邦同志即被“停职反省”而打倒，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叶帅也因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而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把叶帅请出来主持军委工作。但是“四人帮”继续横行霸道，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竭力整顿亦是困难重重。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帅忧虑不已。1975年春，叶帅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耀邦同志也在“四人帮”为整肃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叶帅得知耀邦同志一直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而被挂在那里时，回到中南海即向邓小平同志说明情况。7月7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是郭沫若)。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并且领导起草了《汇报提纲》。不幸，“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汇报提纲》被批为大毒草，只工作了120天的耀邦同志又被打倒。叶帅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被夺去了权。
中兴大业的“新隆中三策”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帅洞若观火，取得了华国锋等同志的支持，作出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党和国家?叶帅陷入了沉思。他需要获知党内有识之士的见解。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便于商讨外，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耀邦同志对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耀帮同志的三条建言，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深以为是。但是他看到华国锋等同志这时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乃精心谋划中兴之计。他胸有成竹地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先易后难，分步行动。先是一再委婉地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志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耀邦同志出来工作。好在1962年胡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是第二书记，他们两人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共事经历，华国锋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工作。可是耀邦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帅于1977年2月间约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帅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果然，耀帮同志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就只揭批“四人帮”，不搞“批邓”；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率先平反党校历年来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还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在理论思想战线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对耀邦同志的这些举措，叶帅深表赞赏和支持，要他大胆地放手地干。
叶帅向中央举荐耀邦同志，支持他首先在中央党校这个舞台上冲破“两个凡是”，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
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精心指导几位教师撰写的两篇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上书、上访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组织部一时成了众矢之的。但是把持中组部的郭玉峰，坚持“两个凡是”，顽固抵制平反，激起中组部内外许多老干部的愤怒，上书党中央。1977年11月，叶帅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于7月恢复工作)等都同意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于12月10日发出正式文件。
耀帮同志到中组部后，亲自接待上访，批办来信，要求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亲自主持重新调查和审理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冲破重重阻挠，坚决落实干部政策，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个“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极大地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当时分工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对上述工作不断阻挠，对胡耀邦说：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都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定的案，不能随便翻过来。但是耀邦同志有叶帅等人的坚决支持，更有“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无畏气概，一往无前，坚持不懈。
耀邦同志在叶帅支持下，还坚持对55万多位在反右派运动中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予以认真甄别，平反昭雪。尽管当时对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阻力极大，但耀邦同志坚持“有错必纠”，有计划有步骤把应该平反的右派分子一一予以平反改正(有人引证1962年有个文件说反右不存在平反问题，只能叫改正。耀邦同志为减少阻力，说“改正就改正吧”)，包括轰动一时的“六教授案”、被诬为“要杀共产党”的葛佩琦案等等。耀邦同志还要求对“改正”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工作或重新安排工作，恢复党籍和团籍，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这使得大批优秀人才获得彻底解放，其中有些人后来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如朱?基、费孝通、钱伟长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肯定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央政治局并在叶帅等人的推动下，作出了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等重大案件平反的决定，更是有力地推进了全国大规模清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的几年中，共计清理“文革”中发生的案件达30万件之多，复查建国前后的历史遗留案件更达110万件，总计使300多万干部、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上千万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一切真理和各项工作都要经受实践检验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以胡耀邦亲自审阅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刊载、次日起在《光明日报》等报刊正式发表而拉开帷幕的。一时间，“两个凡是”的坚持者群起严厉指责，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央一位领导同志5月17日更是明确定性地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6月15日又说这篇文章“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叶帅则旗帜鲜明地于5月29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政治工作要实事求是、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思想。他几次向华国锋同志谈到要重视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更是鲜明地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8月间，叶帅在中南海的电影放映厅遇见耀邦同志，耀邦向他提出，真理标准这个问题，不光是理论问题，而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个地方工作好不好，生产搞得怎样，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干部谁有能力，文艺作品怎样，都不能凭某某人的一句话，而要靠实践来检验；就连高举，你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也要看实践，而不能光凭你说得多，喊得响。我想把这场讨论扩大到实际工作中去。叶帅听了连连称是，他赞成耀邦同志把这场讨论扩大，写一篇《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的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引申到现实工作的拨乱反正上来。
叶帅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进展情况密切关注。他锐敏地看到，思想理论界长期深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还是许许多多问题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解决的，而牢固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又极端重要。这年9月，叶帅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理论务虚会在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举行。这次会议在耀邦同志主持下，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摘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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